李一諾做“催化式慈善”的心得

與FT共進下午茶：李一諾

三年前離開麥肯錫、自降薪酬加入蓋茨基金會的李一諾，分享她做“催化式慈善”的心得，以及她為什麼要從零打造一所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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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個問題，不能免俗的，有關她的收入。《我的前半生》讓諮詢業的高薪成為人們嘖嘖驚嘆的話題。在麥肯錫，只有一成多人能做到全球合夥人，年薪可高達數百萬美金。投身公益，李一諾大幅自降收入，三年下來，感覺如何？

她說，在猶豫要不要轉行時，正巧她的朋友圈裡在討論，掙多少錢能讓人財富自由。開始有人說，4000萬美金應該夠了，但馬上有人不同意，數字不斷被刷新，直到有人說，也許需要4個億。

“我當時想，那沒有夠了啊。我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每年有兩萬美金補貼，那時候美金和人民幣是1比8，我就成天跟我媽說，我一年掙16萬！好多錢哦！所以我就想，讀博的時候覺得現在的幾分之一就已經很有錢了，那為什麼現在我反而總在想這個事兒。到底多少才叫夠？”

李一諾說話極快，似乎語速也承擔著她的高效任務。採訪後整理文字，我發現她在一個小時裡講的話，比別人多了近一半。

三年前的這個抉擇過程，讓她對財富、精英地位做了一番新的思考。“好多時候，你在乎的東西，其實是別人認為你應該在乎的東西，金錢啊，地位啊。那我自己究竟在乎什麼呢？我可能還是比較在乎做事情的一個更大的社會意義吧。”

李一諾說，她給自己打的“雞血”是，在蓋茨基金會，她可以運用在麥肯錫習得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參與解決“更複雜、更重大而且是世界性的問題” 。在她後來津津樂道的與比爾•蓋茨的一次會面中（正是這次會面讓她最終決定加入基金會），蓋茨的一段話讓她頭一次意識到，在很多關係到數億人生命的大問題上，世界存在巨大的真空，時常是企業和政府“三不管”。一個她經常引用的數據是，面對仍然威脅到全球32億人、2億人罹患、每年導致50萬人死亡的瘧疾，全球每年的研發投入是5億美元，而全球每年對男性謝頂的研發投入高達20億美元。

“解決複雜問題”的說法，讓我想到最近讀到的一個概念“wicked problem”（邪惡問題）。極端貧困常常和氣候變化、恐怖主義一起，被稱作人類面臨的最難解決的邪惡問題，因為產生問題的環境不斷演變，矛盾重重，而試圖解決它的人往往秉持不同的價值觀和目標。在這裡，十年麥肯錫生涯為李一諾準備了拆解複雜問題的頭腦，而蓋茨基金會的“催化式慈善”理念讓她心有戚戚：不能靠一己之力，不能靠單純砸錢，要給善心裝上“槓桿”，撬動各方力量。用基金會的話說，傳統慈善是“授人以魚”，戰略慈善是“授人以漁”，而催化式慈善是“改變漁業生態，為窮人提供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哪怕是世界首富，蓋茨的錢要解決問題還是遠遠不夠，所以基金會拿出錢來，是讓最開始的人能夠起步。我們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叫政策倡導，讓別人看到你做的這個事情的有效性，吸引更多的投入，”她說。聽上去，這頗似公益界的風險投資。

舉個例子，一家中國公司有一款針對乙型腦炎的疫苗產品，價格是國外同類產品的幾分之一，卻因為達不到國際質量標準而無法出口。蓋茨基金會向這家公司提供了4000萬美元用於臨床試驗，並派遣專家指導，讓這款疫苗在2013年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預認證，迄今已向國外銷售4億支。2015年，蓋茨基金會再聯合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後者為老撾提供資助，讓150萬老撾兒童接種了這一疫苗。中國迄今只有4支疫苗獲得世界衛生組織預認證（相比較而言印度有44支），其中兩支就是在蓋茨基金會的支持下獲得的。

在談到這些成績時，我在李一諾臉上看到的，的確不是道德優越感，而是她真正解決了一些“局部”問題後摩拳擦掌的興奮。隨著聊天深入，我發現，對“解決問題”的嚮往，貫穿了她從投身公益到自辦學校的一系列決定，而這些高難度挑戰帶來的興奮感，是她折騰不止的動力來源。

顯然，在別人眼裡的“職業自殺”三年後，她還在越戰越勇：“不論從精神高度，從錢的規模，蓋茨基金會都是個非常明顯的引領者，就是有些事情別人做不了，只有你能做。”

蓋茨基金會2000年由比爾•蓋茨夫婦創立，總資產約400億美元，其中不僅有世界首富蓋茨的家庭財富，還有來自其他富人的捐贈，比如“股神”巴菲特曾先後將市值超過300億美元的公司股票捐給基金會。從蓋茨、巴菲特，到最近將99%的Facebook股票捐出的紮克伯格，美國富人們的慈善接力一浪高過一浪。他們也為整個美國社會帶來了垂範效應，美國人每年的慈善捐贈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占到GDP的2%。

與之相比，中國個人財富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每年的慈善捐贈只佔GDP的0.2%。美國捐贈額中，八成來自個人，而中國捐贈額中，七成來自企業。由於企業捐贈往往受經濟形勢和法律制度影響，個人捐贈越多，往往說明一國慈善越成熟和越可持續。

我問李一諾，中國的慈善現狀，為什麼和我們“樂善好施”的傳統文化出現如此巨大的斷裂？

李一諾分析了好幾個原因，首先是製度安排。在美國稅制下，慈善捐贈可以減免所得稅或遺產稅，讓許多富人感到“與其交稅，不如捐掉”。而中國的減免稅政策，對捐給什麼樣的公益機構、以什麼樣的方式捐贈才可以享受，規定得極為嚴苛，幾乎就是無法落地的空中樓閣。

另一個原因是，處於慈善公益“下游”的接收方，還太不成熟。李一諾說，自己2008年從美國搬回國後，想要每月捐出2000元做點公益。她讓助手去找找合適的公益組織或項目，助理只能想到紅十字會或婦聯，李一諾覺得效果太難衡量，說再找找，結果助理找了半天找不著。“最近幾年出現了一些比較好的機構，比如南都基金會、壹基金。但說的不好聽一點，中國這麼大，只有這麼幾個不錯的機構，是非常不夠的。”

她再往深處探究，公益接收方的羸弱，歸根結底是人的因素，而這又是因為，公益在中國仍然是個“邊緣的事情”。

“這說起來可能我的老東家會高興。現在北大清華畢業的精英，都還是嚮往諮詢業啊出國啊，就算做公益，可能也只是take a gap year（休個間隔年），做個一年半年有個經歷。另外一個就是大家有時候有一種道德綁架，說既然你做了公益，你就得苦哈哈的，你就應該不吃不喝。好多時候人們覺得，我給公益組織的錢裡面不應該養他們的人。這個邏輯非常奇怪，沒有人做什麼事情呢？沒有好人，你的錢怎麼能花好？”

李一諾為此經常開玩笑說，雖然自己已大幅降薪，但除了蓋茨基金會，大概沒有一家公益機構僱得起她。

我問，中國的慈善斷層，是否也和中國人的財富斷層息息相關？今天中國的富裕一族還多是“富一代”，剛剛辛苦打拼賺來的錢，還沒捂熱就捐出去，會多有不捨吧？

李一諾卻說，這種觀察並不准確，西方有很多數據顯示，“富一代”的財富更容易捐出去，因為錢是自己掙的，相比較繼承來的家族財富，更能自己做主。“從這角度來講，我們覺得中國是更好的機會，因為中國幾乎所有的錢都是富一代的，所以引領的價值要大很多。”

同時她認為，一旦中國讓捐贈者享受稅收減免的製度真正落地，將會很快促進更多捐贈。“我覺得人類社會裡面，特別利他的、不在乎金錢的，那都是少的。如果你正在中間狀態，可給可不給的時候，稅收安排就會讓你的天平傾斜。”

另一件讓李一諾看到希望的事，是近兩年中國互聯網公益的迅速興起。隨著各類公益機構進駐社交媒體、騰訊阿里等互聯網企業發揮平台效力、移動互聯網技術讓各種傳播和捐贈“玩法”變成可能，中國的線上公益已經和移動支付一般，在創新上甚至超越了西方國家。比如2017年，僅騰訊“99公益日”一個活動，三天內網民捐贈加上騰訊公益的配捐以及企業捐贈，共募得13億元，相比2016年的3億和2015年的1.3億，增速耀眼。李一諾說，去年她把好幾家中國公益機構請到蓋茨基金會做了分享，“它們的這個數量級，它們做的很多事情是非常創新的，讓我們非常興奮。”

說到分享中國故事，我問起李一諾她自從進入蓋茨基金會後，就一直堅持在做的一件事——定期給她的全球同事用英文寫一篇介紹中國的長文。三年下來，這些文章集成了一本小冊子，名叫“Get Smart on China”（聰明看中國）。文章主題廣泛，無所不談，從中國人的母乳喂養觀、農業革命、教育制度、共享經濟，到中非政策、一帶一路、高考和春運。李一諾拿出了她在公號裡講故事的本領，和寫諮詢報告的嚴謹，每一篇都圖文並茂，英文寫作了得。我問，為什麼要這麼做？

她說：“前兩天我帶孩子去一個德國餐館，聽見旁邊兩個外國人聊天。一個說，所有的老外到中國來都know something about China（知道一些關於中國的事情），另一個人說，對對對，usually that something is negative（通常都是些負面的事情）。如果你是路人甲呢，那我也無所謂，但在我自己的工作裡面，我發現，外界這種看法對我們的工作是有很大很大的阻礙的。”

她說，基金會的工作，說得簡單些就是扶貧和傳染性疾病，在這兩個領域，中國都是巨大的財富寶庫。“過去這些年裡面，哪一個國家大規模的消除了貧困？那隻有中國。不去了解中國的經驗，對我們是個巨大的損失對吧。但是因為有各種各樣的偏見，就說中國的經驗不適用。為什麼不適用呢？因為你們中國是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國家。就用一些非常簡單粗暴的判斷，一下子把你全殺掉了。”

她任上三年，積極推動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國抗擊傳染病的“寶庫”向非洲打開，一個重要目標是幫助非洲消滅瘧疾。中國曾有6000萬瘧疾病人，現已降至3000例，2020年有望在國內消滅這種疾病。而非洲仍保受瘧疾肆擾，全球瘧疾致死的人群中，87%來自非洲。基金會希望將更多更高效低廉的中國抗瘧藥品帶到非洲，同時填補資金缺口，讓瘧疾成為天花和即將被消滅的脊髓灰質炎之後，第三種從地球上消失的人類疾病。

我們的下午茶時間所剩無多，我把話題轉向“一土”。李一諾說過，她是因為在給自己孩子找小學時，在偌大的北京城遍尋不到滿意的，所以決定自創一所。2016年創校之初，一土棲身於一間公立學校出借的三間教室中，只有6位老師和31個孩子，一年半後的今天，它已擁有二十多位教師和一百多名學生，成為國內教育創新的一個範例。李一諾自己的孩子，也成了第一批用來做實驗的“小白鼠”。

中國的教育堪稱又一個“複雜問題”。通過一土，李一諾試圖拆解哪些死結？

她說，一開始辦學，確有些“無知者無畏”。一年多下來，她最深的感受是，中國教育的問題，不出在孩子，而出在成人，首先是父母。“中國家長對教育的理解，基本停留在把教育視作一種可以購買的服務，然後對服務有一種預期，那就是分數。這把教育給簡單化了。”

另一類成人是教師。“教師本來是天底下最複雜的一個職業，但中國教師作為一個整體，吸引不到中國最優秀的人才。教師當中又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們有很大的職業倦怠感。”

李一諾說，她曾和一位知名學校的校長聊天，當時英國脫歐正鬧得沸沸揚揚，校長說：你知道嗎？我覺得我的老師裡可能沒幾個看新聞，那他們怎麼能去跟孩子討論這個事情呢？它不在教綱裡面啊。

所以李一諾想把一土做成一個研發中心。面對家長，她在網上做了一個家長學校，讓一土的教育理念從課堂貫穿至家庭。面對教師，她引入了企業人力資源的一套經驗做法，支持教師的個人和職業發展，甚至請來了麥肯錫的專家，指導老師們“面對家長指責，該怎麼處理”。她沒有止步於做一家“小而美”的學校，迄今一土的家長社區已經吸引到全球各地的7000多名家長，而一土的教師領導力培訓項目，去年接納了北京1200名公立教師，還開放給了來自全國各地的100名鄉村教師。

面對孩子，在“語數外+體育”的核心課程外，一土還設置了讓孩子探索興趣點、培養動手能力的實踐課，幫助孩子了解自我、學習情感控制的自我認知課，以及編程、戲劇等科學藝術課。

我問，在她的觀察中，一土的孩子和公立學校出來的孩子，有什麼不同？她答：“引用我們一個老師的話說：我們的孩子眼睛裡邊有光，他們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這對我來說就是無價之寶。”

一土誓言要培養“樂天行動”的孩子，這四個字也掛在蓋茨基金會北京辦公室裡。在基金會，這四個字翻譯自它的英文口號“Impatient Optimists”，若是直譯則是“急切的樂觀主義者”。我想起李一諾說過的一句話，“對人不能冷血，對事不能溫情”。不能溫情，乃是因為急切；不能冷血，則是因為對改變世界始終抱持樂觀。在和李一諾告別時，我祝愿她，能讓更多人的眼中帶上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