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的缺失與重構：疫情下的民間捐助
2020年3月13日00:22
孟渝
江蘇南京火車站的工作人員把杜邦公司生產的口罩等防護用具裝上火車運往武漢。（2020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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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
一月底，在湖北武漢因新冠疫情封城後不久，一輛載有約9000件醫用防護服和1800只橡膠手套的卡車從美國明尼蘇達的一間倉庫駛向芝加哥。它們隨後會取道北京和長沙，最終抵達武漢。
這次跨國募捐是由一群北美的華人誌願者完成的。到2月5日，物資被分發給武漢的九家單位，包括八家醫院和市公安局。
這是疫情爆發以來，海內外眾多民間志願者支援湖北的一個例子。在許多規模各異的捐助中，民間志願者展現出了驚人的組織協調能力，幫助武漢和湖北其他地區的醫務人員緩解了燃眉之急。與此同時，捐助遭遇的種種困難也顯示出中國官方和民間合作渠道的閉塞。有觀察人士認為這其中折射出中國公民社會的缺失，而這種缺失讓捐助中的責任與風險落在了普通志願者的肩頭。
民間捐助：武漢的及時雨
1月23日武漢封城後，武漢有幾十家醫院先後發佈公告，向社會募捐防護服、護目鏡、口罩、手套等醫療物資。同時也有許多醫務人員在個人微博上發起求助。
有醫生對媒體表示，為了節約使用緊缺的防護服，許多醫務人員只能穿著成人尿不濕工作。
居住在美國的小捌看到這些消息決定行動起來。她和朋友們在幾個社交媒體上發起募捐後，短短幾小時就募集到近7000美元的資金。小捌說：“一下子反響特別大，大家可能當時也都是特別急切想要援助，但是沒有好的渠道，所以就一下收到很多錢，” 這在小捌的意料之外。考慮到人力有限，小捌和朋友決定暫停接受捐款，先著手把第一批貨物運到武漢。
作為一名醫藥行業從業者，小捌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尋找可靠的貨源，最後決定和明尼蘇達州的非營利人道救援組織Matter合作，後者以極低的價格提供了約9000件醫用防護服和1800只橡膠手套。這些物資由北美和中國內地的志願者組織運輸和發放，最終送到武漢一線人員的手裡。
對於疫情前期缺少裝備的武漢醫務人員而言，無疑是一場及時雨。
小捌說，根據武漢當地志願者的反饋，一名來領取物資的醫生當場哭了，“她說，'我和我的戰友終於能多活幾天了'。”
捐贈中的困境：來自官方的障礙
與這次疫情中許多民間捐助一樣，小捌參與的捐助也面臨海關申報、物流對接等方面的挑戰。更讓人頭痛的是，官方的政策變化頻繁，讓志願者們摸不到頭腦。
北京時間1月24日，也就是小捌和朋友發起募捐的當天，武漢政府
發布通告稱“暫不接受境外捐助”，參與募捐的人們一時間不知道物資是否還能順利運到武漢。
這條通告也影響到了英國的志願者小元。在倫敦留學的小元在武漢封城當天加入了一個由40多位英國各地的華人組成的微信群。武漢政府的通告發出之後，團隊原本聯繫好的醫院謝絕了他們的捐贈，“這讓大家很灰心，” 小元說。
小元的團隊裡隨即有人提議和武漢紅十字會合作，但遭到一些群友激烈反對，“紅會已經很沒有公信力了，” 小元說，“我們希望的是能繞開就繞開。 ”
而僅僅一天后的1月25日，
武漢政府發布的新公告顯示當地接收境外捐助，並且捐贈者可以提交相關材料申請減免報關手續。
由於政策的不確定和對大型慈善組織的懷疑，小元的團隊最終決定冒險通過“私人途徑”捐贈，將50箱紙尿褲和1000多個護目鏡分批寄給了幾名志願者在武漢醫院工作的家人和朋友，由他們自行處理。
有志願者擔心這樣會帶來法律風險，“但當時大家還是覺得，畢竟情況緊急，人命更重要，” 小元說。
而小捌的團隊則選擇和“中華慈善總會”下屬的湖北慈總合作。慈總是中國官方認證的另一家大型慈善組織。
小捌說，最初對團隊和慈總合作也提出過疑問，但最終商定的結果是慈總只提供文件幫助物資清關，並不參與其他具體的工作，物資的接收和派發仍由志願者完成。
幾名海外志願者對記者表示，海外捐助只能和紅會、慈總合作才能在合規方面迅速過關。
“我們想走民間渠道就是因為不相信官方機構，但政策一定要把我們和他們綁在一起，” 英國的小元說。
請同時參閱：
疫區亂象：根源豈止是紅十字會？“官辦非政府組織”的公信力危機
疫情爆發以來，武漢方面多次強調民間捐贈應通過紅十字會完成，並表示
“繞開”紅會捐贈可能受到法律制裁。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在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這是為了“讓我們捐贈者、捐贈的東西能夠及時準確登記在案”。
然而正是官方認證的紅十字會在近年因為賬目不透明、基層組織管理混亂等原因，屢屢陷入輿論漩渦。在這次新冠疫情爆發後，針對紅會的質疑也不絕於耳。
2月1日，媒體曝光一名男子開著一輛武漢市政府辦公廳的公務用車從紅十字會的倉庫裡取出一箱3M口罩。
視頻中有記者上前詢問，該男子回答“是給領導配的”。這段視頻在微博上引發憤怒後被刪除，車牌號“鄂A0260W”也成為微博敏感詞。
中國紅十字會並不隸屬於國際紅十字委員會。中國各級政府對紅十字會採取行政化管理，負責人多由同級政府任命，人員享受公務員待遇。相比於民間慈善組織，紅會在財政撥款、募捐、海關和物流渠道等方面享受諸多特權，但紅會的運營也受到民眾詬病。雖然學界有針對紅會“去行政化”改革的呼聲，但近年出台的
一些政策反而加強了各級政府對紅會的控制和資金投入。
根據關注中國公益發展的刊物“中國發展簡報”，慈總的“官方色彩”相對紅十字會而言要弱一些，但組織架構上仍受到政府“由上至下”的管理，屬於典型的“官辦非政府組織”。2011年，有患者質疑慈總將國外醫藥公司無償捐助的藥品賣給患者賺錢。慈總否認了這一說法。
缺失的公民社會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疫情初期的救援亂象凸顯了中國公民社會的缺位。
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於華看來，所謂公民社會就是公民“自發、自主和自治”形成的共同體。“中國公民社會發展最大的阻力來自外部的高壓，” 郭於華對VOA說，“也就是權力造成的高壓。”
長期關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郭於華說，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經歷過短暫的“春天”，湧現出許多包括維權組織、勞工組織在內的公民團體，而近幾年這種空間變得狹窄。郭於華認為，這種改變“是權力的力量和打壓造成的”。
2013年5月，一份據信由中共高層下發的文件要求
七個議題不要講，簡稱“七不講”，而公民社會就在禁止之列。文件提到，宣揚“公民社會”的目的是“企圖瓦解中共執政的社會基礎，最終形成政治對抗力量”。
這類政策顯然表明了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的提防和疑慮。近年來，中國的民間組織在註冊、籌款等方面面臨諸多困難，特別是
專注於權利倡導的公民組織經常受到當局的打壓。
而2017年實行的《境外NGO法》把許多跨國NGO擋在門外，也進一步縮減了許多中國民間組織的資金來源，使民間組織在中國變得越來越難以立足。
在這次救援中，一些志願者也感受到官方與民間合作的的渠道似乎是封閉的。在這次針對武漢的募捐中，除了一些同鄉會和校友群之外，許多民間捐助組織都是以微信群連結在一起的陌生人，缺乏既有的、值得信任的NGO，給志願者增添了風險，也不法分子利用疫情
騙捐提供了可乘之機。
鬆散的組織和不明確的政策也讓捐助人和志願者們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和資金來打通物流渠道。由於不想和紅會、慈總合作，又找不到其他值得信任的機構，小元的志願團隊只能自己承擔運費，“運費花了500多鎊（注：約合人民幣4500元），佔了整個物資的三分之一，” 英國的小元說。
疫情之下，缺乏專業NGO幫助的志願者也難以做到完善的自我保護。
“在武漢對接、負責派送的這幫救援大隊的志願者也特別辛苦，” 北美志願者小捌說，“他們每天接觸很多來領取物資的醫生，但是他們自己都沒有足夠的防護設備，其實風險也很大。” 小捌和她的團隊最後把一部分橡膠手套留給了這些志願者。
此外，為了向海關申請免稅，小捌和搭檔必須提供個人身份證件為物資擔保。“雖然大家都是在做同一件事，但互相之間都是連真名都不知道的陌生人，” 小捌說，這讓她有所擔憂。
但為了盡快把物資送到一線，她和夥伴最終同意出示個人護照為物資背書。“這個過程中很多的文件和海關（的步驟），是一道一道的坎，為捐贈製造了很多額外的工作量。”
